但父亲最终还是留在了大陆。

第一，我认为这次听证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尝试。当然，合议庭不能说出赞成者和不赞成者的姓名。

我以为，由于多数听证人并不是法律专家，合议庭没有必要让他们对案件中的具体证据发表评论意见。然而，聂案情况复杂，这又是电视直播，我必须认真准备。不过，这次听证的设计也存在一些瑕疵。晚饭后，我正准备动身去电视台，又接到那位编辑的电话，告诉我该节目被叫停了。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中陪审团审判的做法，法官让陪审员们根据自己的内心良知和生活经验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肯定地认为被告人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那个人？或者更为简单地说，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有罪？由于本案有两个嫌疑人，合议庭可以让听证人回答：你认为王书金和聂树斌是真凶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其实，对于这类事实问题，听证人都可以做出大概的判断。

借鉴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审判的程序设计，可以先给申诉方一个半小时的陈述时间，再给原办案方两个小时的陈述时间，最后再给申诉方半个小时的时间做最后陈述。首先，听证的发言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民法典形式理性的根本结晶更重要的是形成抽象性一般条款。

在这方面，弗卢梅的私法自治论可以说是现代学说的代表性见解。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如何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也是一个应重视的问题。实现民法实用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应是民法的全面性，即民事法律规范能对复杂多样的市民社会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整，尽量避免法律漏洞的出现。在人身权领域，不仅需要规定物质性人格权，而且需要规定各种精神性人格权。

而物权法中没有规定典权，也没有规定营业质权，这就一方面导致欲以设立典权的方式处分房产的当事人只能设立不具有物权性的债权，另一方面导致现行典当办法中认可将不动产典当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典、当不分，而典当行实行的不动产典当实际上就是不动产抵押。而现实中存在的填海造地现象滥发，其经济动因就是造地后的价值增加30倍。

比较各国民法典的内容可见，法典的具体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了很多不同，后颁布的民法典较前颁布的民法典的内容总是有所增加。不管是一百多年前颁布的日本、瑞士等国家的民法典，还是近些年来出台的荷兰、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民法典，在体系结构上虽未完全照搬法国法的三编制或者德国法的五编制构建及其次序，但也并没有超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按照人身非财产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体划分来设置编章的基本理念。但无论是哪种观点被立法所采纳，都不代表其具有完全的真理性，其最终效果的优劣也并非是编章节设置的功过。因此，若一方是具有垄断地位和庞大经济实力的组织，而另一方是弱势的公民或者组织时，为了维护平等而制定公法性民事规范就是必要的。

3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民法是国内法，因此，一国的立法不能不立足于本国的国情，这也就导致各国的民法典必有自己与他国不同的地方。但既然实行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就需要通过市场才能予以优化配置。例如，在财产权领域，法典中特别需要规定无形财产权。因此，在通过公法性民事规范来建立某些自以为是积极秩序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要不断反思检讨。

另外，对于哪种秩序是最合理的，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且不同的看法在各国的立法上都得到了确认。例如，像环境这样的因素可以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但对于城市规划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则是有不同看法的。

在编纂民法典时，我国应考虑的现实不应是现有的法律规定或者现有的社会关系的现状，而是现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应有的社会关系的状态。又如，由于土地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公民对其宅基地不能享有所有权，但是公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必须享有的。

再如，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不仅出现关于胚胎性质和归属的确认问题，而且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确认亲子关系的唯一根据。另外，公共用途也比社会公共利益更加容易限定和把握，有利于防止和减少打着社会公共利益的旗号而任意干预、剥夺私权利的现象。关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尽管可有不同的表述，但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交易关系亦即商品经济关系。但民法典的发展更体现在内容的完备上。尽管《物权法》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续期的是何人的权利？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开发商取得的，它又如何成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呢？民法典要重视本国国情，也就应对此类问题予以解答。从社会生活关系上说，私生活自由观念日益增强并为公众所接受。

但是，我们在民法典中制定公法性规范不能影响民法的基本精神。有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某种秩序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需要实施民事行为予以维持。

虽然法律对于某一所有权的行使可以予以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其次，由于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的，为避免法律一经施行就滞后，要求民法典应当考虑未来社会关系的发展动向。

社会公共利益一度成为公法干预私法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范围的理解是存在很多争论的，即使在某些比较普遍认为存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但法典总体编章的设置要以具体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并且编章无论如何设置都只具有相对合理性。

再如，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普遍使用手机卡、银联卡、信用卡等，这些卡的用户与开户者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卡出现故障或者取款过程出现吞卡现象时责任应如何承担？卡内存款被盗时谁应当承担责任？民法典若不对此做出制度设计，就会离现实太远，使其实用性大打折扣。4自治与强制的关系 民法为私法，此无争议。总之，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不能赞同这种传统的观念，即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确认个人的私权并保证私权的实现。这也就要求编纂民法典时要正确地处理立法的前瞻性和现实性问题。

例如，如前所述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问题，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应完善登记制度，给当事人以选择的自由，而不应规定不动产物权不经登记不能取得，或者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公证。从这一角度看，否定的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曾提出，只有下列一些情形可以成为制定公法性规范的合理事由： 首先，维护平等。另一方面，现行法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需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房屋建成后公民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应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正因为没有明确认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公民当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也就导致购买商品房的公民担心70年以后的产权前景。

众所周知，民法是权利法，以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为己任。在此类交易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如何界定，也需要民法典予以明确。

综观各国民法典，民法之编纂体例，有两种。例如，不要说网上婚姻、同性婚姻的出现，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异性同居关系不仅在老年人再婚中大量存在，而且在其他人群中也大量存在，但我们的立法对此类婚姻一概不承认而没有予以规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滞后。如果仅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侵害人身权的后果，似乎在逻辑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从近代自法国民法典始确立的权利本位转向现代民法典的所谓社会本位，实现了民法基本原则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从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这三大基本原则转变为所有权社会化、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兼顾、归责原则多样化。

例如，现代社会中土地的纵向利用特别重要，而《物权法》仅在第13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瑞士民法典较之于德国民法典增加了合作社、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有价证券等规定。

如果某一类财产并不是只归某一人所有，那就需要从法律上确认主体的所有权，并有必要赋予其流通性。由于人们认识存在着局限性，认定应由实施民事行为维护的某种秩序是否就是良好的，不能说不会有疑问。

如前所述，法典内容的全面性是实用性的最基本要求。当然，对于是否存在必须实施某种民事行为来维护的良好的、稳定的秩序，是有争议的。